沃倫·巴菲特在8月5日說，標準普爾對于美國政府信用的降級是錯誤的，如果由他來決定的話，他會給美國AAAA級，比美國降到AA+級以前的AAA級更高。不幸的是，巴菲特先生忘記了信用評級不僅反映債方還債的能力，也反映了債方還債的意愿。
巴菲特先生的立場有一定的邏輯，很多把美國信用當作大公司信用來看待的人也贊同他的觀點。美國完全具有償付債務的能力，因此，對于企業(yè)界的人，一個完全具有還債能力的公司在債務到期時不能還債是說不通的。當然，不能還債被稱作“違約”，這對于一個公司、城市、州省、國家，都是有可能的。在信用評級中體現得并非是否違約。違約的可能性越低，信用評級越高。事實上，AAA級(甚至AA+級)都幾乎沒有違約的可能性。
這聽起來簡單，可真正復雜的是，尤其在非企業(yè)實體(比如美國)的情況中，“違約的可能性”包含兩個明顯有區(qū)別，但同等重要的因素：一是償債能力，二是償債意愿。在企業(yè)的情況中，還債的意愿是毋庸置疑的。具有還債能力卻不還債的公司是非常不理性的，因為那會導致破產和企業(yè)解體。幾乎沒有企業(yè)的管理層會殺雞取卵，也就是說，在具有資金的情況下不還債，會使公司走向破產。如果他們這樣做，股東很可能會介入，采取更理性的管理手段。
最近，這個相同的邏輯被用來判斷美國等國家的主權債務。很明顯，美國具有償還債務的能力——一個巨大的經濟體，廣闊的稅收平臺、順從和有發(fā)言權的公民(即使美國人對此頗有怨言，但大多數美國人按時支付稅收，而不像很多其他國家那樣)——一直以來，人們都認為，華盛頓官員會采取一切必須的措施來獲得財政收入或者大量削減支出以用于必需的國家經費。換句話說，人們認為，國家一直都有償付債務的意愿和能力。
過去幾個月發(fā)生的事已經動搖了美國按照能力償債的意愿。各議員所陳述的——將在某些情況下允許國家債務“一小部分違約”，或者“選擇性違約”的言論，而共和黨總統(tǒng)候選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支持提高債務上限”的言論，傳達了一個清楚的信息：在債務到期時還債的意愿并不如往常一樣，獲得兩黨支持。確實，當本應為兩黨共同追求的還債意愿，成為某一黨的單面主張，而被另一黨用來當做政治斗爭的把柄要挾對方的時候，那就容易理解為什么標準普爾在美國具有還債能力的情況下，認為美國沒有還債的意愿。
類似的，在地方上也是如此。我們已經看到在某些地方，州政府遭到了文明的(和不那么文明的)反對和抵抗，因為他們試圖通過要求減少政府公務員的醫(yī)療保險和養(yǎng)老金來削減財政，大多數待遇較豐厚的私企雇員認為這已經降到了最低水平。所有這些——不論在政治傾向上你站在哪邊——都暗示著政府也許沒有采取必要的強硬措施來解決財政問題和避免長、短期債務違約的政治意愿。
這些事實暗示著，政府或許沒有解決債務問題的意愿，不管是在地方還是在白宮。這是我認為導致標普采取行動的原因，并不是出于美國還債的潛在能力的考慮，只要兩黨一致決定要還債，這完全不是問題。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湯姆·弗雷德曼很多年前寫過，贏得“膽小鬼”游戲(兩車司機正面對開，看誰先由于害怕而突然轉向)的方法是，在窗外揮舞方向盤(希望是你買的廢品，不是你平時用的那一個)，希望對面車的司機誤認為你已經拆下了方向盤，無法剎車。換句話說，你要讓對面的司機相信你已經瘋了，最好馬上轉向，因為你不想轉向，也不能轉向。看著上個月的債務上限之爭，很多觀察家、包括評級機構，也許都已經得出結論，有時一方或兩方都像在窗外揮舞方向盤的司機。信用降級反映了這樣一個現實：也許在華盛頓，乃至在美國，負責任的“雙手握著方向盤”的財政之車越來越少。
